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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佳艺文志 | 专访摄影家梅生

一半在书房,一半在路上

——专访摄影家梅生


口述 梅生 图 梅生摄影

采编 王宇洋


摄影家梅生


摄影家梅生先生曾经说,摄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的确,摄影术发明至今不足两百年,甚至在上个世纪初,人们还在争论它到底是技术还是艺术。而今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摄影已经普及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在这个人人随手都能拍照的年代,摄影作为一门如此年轻的艺术它的价值又该体现在何处?


本期闻道专栏,我们有幸采访到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型摄影家梅生先生。艺术家往往崇尚个性,为了保持独立的思考,大多有一股特立独行的桀骜之气,但梅生先生却恰恰相反,通身儒雅的学者气度。他曾经摘得中国摄影金像奖,这是中国摄影界个人成就最高奖项。他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影像学奠基人,从事摄影艺术创作四十余年,走遍了全世界七大洲五十多个国家。他是一位真正的行走在江湖与殿堂之间的摄影家。


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最痛苦的莫过于遭遇瓶颈。有些人可能穷尽半生都走不出来,而一旦顿悟,之后便是豁然开朗另一番天地。谁也没想到摄影家梅生的顿悟,竟然是偶然间从音乐中获得的。一路走来穿梭在光影之中,他不断突破自我,探索艺术边界,将不同的艺术形式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摄影语言。更是完成了从具象到抽象,从真象到意象的升华,最终他又从学术回归到艺术,用更纯粹的艺术语言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圣佳艺文志:很多人觉得摄影是十分依赖器材的一门艺术,在您看来摄影语言的表达是否会受到器材、技术等客观因素的约束和影响?


梅生:目前中国摄影界大部分人持有这样的观点,摄影器材决定影像品质。若单论品质其实也有一定道理。所谓摄影,有光才有影,而将影摄取出来必须依靠光学仪器,也就是相机,所以相机本身的功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是控制了影像的质量。这是造型艺术的无奈。


中国是一个摄影消费大国,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人数众多的摄影发烧友。器材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人对摄影的态度。现在多数摄影人或者发烧友陷入了一个怪圈,他们只求客观表现物质的状态,而忽略了人作为主观的存在。即使相机性能强大到能把一根发丝,甚至眼球的虹膜都还原得毫发毕现,可思想体现在哪里?摄影到底是一种高品质的客观再现,还是高层次的思想情感的表达?我认为时代需要工匠精神,但艺术的高级阶段,能影响世界的作品,一定是情感和精神的表达。


借用当年我在金像奖颁奖典礼时说过的一句话:“思想平庸时,相机也无奈。”


柏柏尔少年与沙漠之狐【突尼斯】2010年


圣佳艺文志:在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是否遇到过瓶颈期,您是如何突破的?


梅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开始从事摄影创作,八十年代中期便已成名,不仅有代表作品,而且也找到了创作主题,直到九十年代初,进入了瓶颈期。那时每次出去拍摄,我脑海中虽然有很多想法,但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仍然是一种重复。我看着自己的作品,虽然从摄影语言上来看无可挑剔,但是缺乏独特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放眼四周无论是师长还是朋友,都无法在他们身上找到新鲜的东西。我那时非常困惑。摄影极为具象,只有眼睛看到这个客观的、实质的物质存在,相机才有可能将它拍下来。而客观物质又限制了人的主观思想。二者之间,没有办法打通。


所以我暂时放下摄影,与来自香港的雨果音乐公司合作,开始对音乐的生成与表达进行探索。这个阶段主要是对中国古老的古琴音乐进行抢救性录音,系统性的梳理了传统经典曲目,古代名琴,以及著名琴家的宝贵文献资料。策划并参与了以中国传统乐器箫和埙为主题的《天幻箫音》音乐专辑的制作。以当代音乐的形式呈现出来,系统的感受了艺术领域中从情感到精神,从具象到抽象的升华过程,悟出我摄影创作中的瓶颈之困,打破了客观物质的藩篱,走向精神层面的自由世界。


都柏林的传说【爱尔兰】2015 年


苏州昆曲传习所的女艺人【中国】2017年


记得年轻时第一次听到古琴的声音,音符从演奏者指尖划出,如天籁一般流入心底,有种被击中的感觉。与摄影的具象不同,音乐只是几个完全抽象的音符,而它们组合起来却能够在脑海中形成鲜明的形象,表达出复杂的情感,甚至升华到思想和精神层面,这个过程完全是“无中生有”。从客观到主观,从真象到意象,从具象到抽象,从物质到情感,彻底跨越了这道鸿沟,摄影就不再单纯是拍摄眼中所见。对我来说这是摄影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次升华。


后来我用了十几年时间继续探索,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心里有眼里才有,眼里有手上才有。


圣佳艺文志:在您的镜头语言中,中西建筑文化的表达方式有何不同?


梅生:建筑是人类最古老的物质文化呈现。当人类有了思想,文化就产生了,而建筑也从最初单纯的遮风挡雨演变为一种文化载体。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有了阶级之分,建筑自然而然也随之产生等级规制。由此建筑可分为三类:皇家建筑、宗教建筑与民居建筑。皇家建筑是权力的象征,宗教建筑是一种精神寄托,民居建筑主要是功能性的使用。


文化认知不一样,建筑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式。中国的建筑,以故宫为例,其中等级最高的太和殿,其高度不过 26.92米,连同台基也仅 35.05 米。反观西方的建筑动辄五六十米,令人不得不抬头仰视。这是来自视觉上最直观的感受,拍摄时感触更深。如果说西方建筑是靠绝对高度震慑人心,那么中国建筑就是在一步步烘托中营造出来的强烈气场。这正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所谓“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周礼·考工记》中就对建筑制定了严格的规制。如果仔细观察,中国建筑的屋顶也有讲究,庑殿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等,可谓等级森严,太和殿正是规制最高的重檐庑殿顶。当你从午门一路穿行,行至太和殿前,登上三级台阶进入大殿,看着高高在上的宝座,君权天授的气场已被烘托至极,就连克林顿也不禁感慨双膝发软。


紫禁城 【太和雪霁】


紫禁城【玉阶金阙】


圣佳艺文志:关于您提出的“世界遗产影像学”,从萌生这个概念,到通过不断实践构建并完善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这是怎样一个过程?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什么?


梅生:首先解释一下世界遗产的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2 年吸取全世界几百个专家的建议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人类 250 万年留下的重要物质遗存,以及地球经过 46 亿年演变形成的自然景观进行梳理和保护。中国是 1985 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第一批申报的世界遗产只有故宫、长城、兵马俑、敦煌,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五项,至今已有 56 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排名第二。


关于世界遗产影像学,要从打破瓶颈之前说起。那时我的作品都是一些非常写实、表现大众审美的风光。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对美的认知也在改变,一味追求客观的美,已经无法获得满足。于是我看了大量国外出版的世界级摄影大师的画册,利用出国的机会到他们的拍摄地去亲身感受,虽然时过境迁,但气场依然足以震撼人心。


再回顾自己从前的作品,我发现其中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世界遗产。于是我将那些年轻幼稚的激动放下,从世界遗产的角度进行有意识的系统拍摄。二十余年过去了,中国的 56 处世界遗产我都已经拍遍了,有些甚至拍了上百次之多。而世界范围内的 1154 项世界遗产,我选择了四百余处最具有代表性的,毕竟精力有限都拍下来不太现实。


至于世界遗产影像学的核心,我认为文献性、学术性、艺术性,这三点是构成世界遗产影像学作品的重要审核标准。其思维方式就是建立一个概念,完成一个体系,寻找一种方法。当我推开世界遗产这扇大门,在这个大概念的框架下,完成了从单纯审美到文化感知的蜕变。这是从客观形象到主观意象的一种升华,也是另一种打破瓶颈的方式。


寒山如是【日本北海道】


寒穹 【南极丹科岛】


圣佳艺文志:从您近期的风光作品中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着某些中国传统绘画的基因,据了解您小时候曾经学习过篆刻、绘画,是否潜移默化受到了一些影响?您是如何将绘画和摄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融为一炉的?


梅生:首先我个人认为绘画和摄影是同一类艺术。人类的艺术大致可分为四种形式,即文学、音乐、形体以及视觉,而绘画与摄影皆属于视觉艺术。只不过一个太古老,一个太年轻。


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绘画,在形式和表现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人是散点透视,西方人是焦点透视。摄影一定是有焦点的,而我恰恰把这个焦点打破了。在《山川典草木纪》中我用了中国人习惯的散点透视表现山川和草木,所以这一系列作品,看起来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味道。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色彩上借鉴了中国水墨。中国的传统水墨并非简单的黑白,所谓墨分五色,有浓墨、淡墨、焦墨、渴墨之分。中国水墨之丰富,其实包罗万象,诠释了中国人对色彩最高级的认识。


《山川典草木纪》不仅运用了中国人习惯的视觉造型理论,而且以黑白摄影营造出类似中国水墨的传统色彩表达。这是《山川典草木纪》有别于一般摄影作品的关键。当然其中还包含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诸多使用方法,比如象征与隐喻、意象与真象。过于写实的东西,往往会将思想局限固化,以至于人们看到的只是它的色彩和造型。其实中国绘画中的大写意就是一种非常高级、抽象化的艺术语言,所以在《山川典草木纪》中,面对客观真象,我选择用写意的方法来表达情感。


如果说世界遗产影像学,是借助一个学术主题来确定我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那么《山川典草木纪》所表达的就是我怎么理解这个世界。齐白石有衰年变法,我也算是从学术回归到艺术。可能今后的十年,我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山川典草木纪》这种形式的创作上,希望在摄影的纯艺术语言和思维上,能够再进一步。


结语

 

一个摄影师可能只需要拍出符合大众审美的照片,而一个摄影家则需要具备独特的学养经历、独到的艺术语言以及独立的人格精神。“一半在书房,一半在路上。”这句话可以说是梅生先生真实的生活工作写照,对他来说“书房是思想的卧床,路上是摄影的天堂”。疫情之前他每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外采风,2014 年甚至长达十个月。近两年因为疫情反复,出行受限,却给他留下更多的思考时间。


今年七月整整一个月,他跑遍了广西、贵州、湖南、新疆、山西等地,只为了补拍几处世界遗产地,为即将出版的《世界遗产影像学》做最后的准备。他希望这部全面反应现阶段学术成果的著作能够在年底展览期间面世。而这个计划中的展览也是梅生先生与中贸圣佳、圣佳艺术空间的首次合作,按照他的初步构想将分为大皇城、人世间以及新山水三个版块,从学术到艺术,系统呈现摄影家的创作和探索历程。

圣佳艺文志 | 专访摄影家梅生

发布时间:2022-10-14 14:36:47

一半在书房,一半在路上

——专访摄影家梅生


口述 梅生 图 梅生摄影

采编 王宇洋


摄影家梅生


摄影家梅生先生曾经说,摄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的确,摄影术发明至今不足两百年,甚至在上个世纪初,人们还在争论它到底是技术还是艺术。而今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摄影已经普及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在这个人人随手都能拍照的年代,摄影作为一门如此年轻的艺术它的价值又该体现在何处?


本期闻道专栏,我们有幸采访到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型摄影家梅生先生。艺术家往往崇尚个性,为了保持独立的思考,大多有一股特立独行的桀骜之气,但梅生先生却恰恰相反,通身儒雅的学者气度。他曾经摘得中国摄影金像奖,这是中国摄影界个人成就最高奖项。他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影像学奠基人,从事摄影艺术创作四十余年,走遍了全世界七大洲五十多个国家。他是一位真正的行走在江湖与殿堂之间的摄影家。


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最痛苦的莫过于遭遇瓶颈。有些人可能穷尽半生都走不出来,而一旦顿悟,之后便是豁然开朗另一番天地。谁也没想到摄影家梅生的顿悟,竟然是偶然间从音乐中获得的。一路走来穿梭在光影之中,他不断突破自我,探索艺术边界,将不同的艺术形式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摄影语言。更是完成了从具象到抽象,从真象到意象的升华,最终他又从学术回归到艺术,用更纯粹的艺术语言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圣佳艺文志:很多人觉得摄影是十分依赖器材的一门艺术,在您看来摄影语言的表达是否会受到器材、技术等客观因素的约束和影响?


梅生:目前中国摄影界大部分人持有这样的观点,摄影器材决定影像品质。若单论品质其实也有一定道理。所谓摄影,有光才有影,而将影摄取出来必须依靠光学仪器,也就是相机,所以相机本身的功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是控制了影像的质量。这是造型艺术的无奈。


中国是一个摄影消费大国,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人数众多的摄影发烧友。器材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人对摄影的态度。现在多数摄影人或者发烧友陷入了一个怪圈,他们只求客观表现物质的状态,而忽略了人作为主观的存在。即使相机性能强大到能把一根发丝,甚至眼球的虹膜都还原得毫发毕现,可思想体现在哪里?摄影到底是一种高品质的客观再现,还是高层次的思想情感的表达?我认为时代需要工匠精神,但艺术的高级阶段,能影响世界的作品,一定是情感和精神的表达。


借用当年我在金像奖颁奖典礼时说过的一句话:“思想平庸时,相机也无奈。”


柏柏尔少年与沙漠之狐【突尼斯】2010年


圣佳艺文志:在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是否遇到过瓶颈期,您是如何突破的?


梅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开始从事摄影创作,八十年代中期便已成名,不仅有代表作品,而且也找到了创作主题,直到九十年代初,进入了瓶颈期。那时每次出去拍摄,我脑海中虽然有很多想法,但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仍然是一种重复。我看着自己的作品,虽然从摄影语言上来看无可挑剔,但是缺乏独特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放眼四周无论是师长还是朋友,都无法在他们身上找到新鲜的东西。我那时非常困惑。摄影极为具象,只有眼睛看到这个客观的、实质的物质存在,相机才有可能将它拍下来。而客观物质又限制了人的主观思想。二者之间,没有办法打通。


所以我暂时放下摄影,与来自香港的雨果音乐公司合作,开始对音乐的生成与表达进行探索。这个阶段主要是对中国古老的古琴音乐进行抢救性录音,系统性的梳理了传统经典曲目,古代名琴,以及著名琴家的宝贵文献资料。策划并参与了以中国传统乐器箫和埙为主题的《天幻箫音》音乐专辑的制作。以当代音乐的形式呈现出来,系统的感受了艺术领域中从情感到精神,从具象到抽象的升华过程,悟出我摄影创作中的瓶颈之困,打破了客观物质的藩篱,走向精神层面的自由世界。


都柏林的传说【爱尔兰】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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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年轻时第一次听到古琴的声音,音符从演奏者指尖划出,如天籁一般流入心底,有种被击中的感觉。与摄影的具象不同,音乐只是几个完全抽象的音符,而它们组合起来却能够在脑海中形成鲜明的形象,表达出复杂的情感,甚至升华到思想和精神层面,这个过程完全是“无中生有”。从客观到主观,从真象到意象,从具象到抽象,从物质到情感,彻底跨越了这道鸿沟,摄影就不再单纯是拍摄眼中所见。对我来说这是摄影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次升华。


后来我用了十几年时间继续探索,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心里有眼里才有,眼里有手上才有。


圣佳艺文志:在您的镜头语言中,中西建筑文化的表达方式有何不同?


梅生:建筑是人类最古老的物质文化呈现。当人类有了思想,文化就产生了,而建筑也从最初单纯的遮风挡雨演变为一种文化载体。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有了阶级之分,建筑自然而然也随之产生等级规制。由此建筑可分为三类:皇家建筑、宗教建筑与民居建筑。皇家建筑是权力的象征,宗教建筑是一种精神寄托,民居建筑主要是功能性的使用。


文化认知不一样,建筑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式。中国的建筑,以故宫为例,其中等级最高的太和殿,其高度不过 26.92米,连同台基也仅 35.05 米。反观西方的建筑动辄五六十米,令人不得不抬头仰视。这是来自视觉上最直观的感受,拍摄时感触更深。如果说西方建筑是靠绝对高度震慑人心,那么中国建筑就是在一步步烘托中营造出来的强烈气场。这正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所谓“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周礼·考工记》中就对建筑制定了严格的规制。如果仔细观察,中国建筑的屋顶也有讲究,庑殿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等,可谓等级森严,太和殿正是规制最高的重檐庑殿顶。当你从午门一路穿行,行至太和殿前,登上三级台阶进入大殿,看着高高在上的宝座,君权天授的气场已被烘托至极,就连克林顿也不禁感慨双膝发软。


紫禁城 【太和雪霁】


紫禁城【玉阶金阙】


圣佳艺文志:关于您提出的“世界遗产影像学”,从萌生这个概念,到通过不断实践构建并完善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这是怎样一个过程?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什么?


梅生:首先解释一下世界遗产的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2 年吸取全世界几百个专家的建议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人类 250 万年留下的重要物质遗存,以及地球经过 46 亿年演变形成的自然景观进行梳理和保护。中国是 1985 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第一批申报的世界遗产只有故宫、长城、兵马俑、敦煌,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五项,至今已有 56 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排名第二。


关于世界遗产影像学,要从打破瓶颈之前说起。那时我的作品都是一些非常写实、表现大众审美的风光。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对美的认知也在改变,一味追求客观的美,已经无法获得满足。于是我看了大量国外出版的世界级摄影大师的画册,利用出国的机会到他们的拍摄地去亲身感受,虽然时过境迁,但气场依然足以震撼人心。


再回顾自己从前的作品,我发现其中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世界遗产。于是我将那些年轻幼稚的激动放下,从世界遗产的角度进行有意识的系统拍摄。二十余年过去了,中国的 56 处世界遗产我都已经拍遍了,有些甚至拍了上百次之多。而世界范围内的 1154 项世界遗产,我选择了四百余处最具有代表性的,毕竟精力有限都拍下来不太现实。


至于世界遗产影像学的核心,我认为文献性、学术性、艺术性,这三点是构成世界遗产影像学作品的重要审核标准。其思维方式就是建立一个概念,完成一个体系,寻找一种方法。当我推开世界遗产这扇大门,在这个大概念的框架下,完成了从单纯审美到文化感知的蜕变。这是从客观形象到主观意象的一种升华,也是另一种打破瓶颈的方式。


寒山如是【日本北海道】


寒穹 【南极丹科岛】


圣佳艺文志:从您近期的风光作品中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着某些中国传统绘画的基因,据了解您小时候曾经学习过篆刻、绘画,是否潜移默化受到了一些影响?您是如何将绘画和摄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融为一炉的?


梅生:首先我个人认为绘画和摄影是同一类艺术。人类的艺术大致可分为四种形式,即文学、音乐、形体以及视觉,而绘画与摄影皆属于视觉艺术。只不过一个太古老,一个太年轻。


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绘画,在形式和表现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人是散点透视,西方人是焦点透视。摄影一定是有焦点的,而我恰恰把这个焦点打破了。在《山川典草木纪》中我用了中国人习惯的散点透视表现山川和草木,所以这一系列作品,看起来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味道。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色彩上借鉴了中国水墨。中国的传统水墨并非简单的黑白,所谓墨分五色,有浓墨、淡墨、焦墨、渴墨之分。中国水墨之丰富,其实包罗万象,诠释了中国人对色彩最高级的认识。


《山川典草木纪》不仅运用了中国人习惯的视觉造型理论,而且以黑白摄影营造出类似中国水墨的传统色彩表达。这是《山川典草木纪》有别于一般摄影作品的关键。当然其中还包含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诸多使用方法,比如象征与隐喻、意象与真象。过于写实的东西,往往会将思想局限固化,以至于人们看到的只是它的色彩和造型。其实中国绘画中的大写意就是一种非常高级、抽象化的艺术语言,所以在《山川典草木纪》中,面对客观真象,我选择用写意的方法来表达情感。


如果说世界遗产影像学,是借助一个学术主题来确定我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那么《山川典草木纪》所表达的就是我怎么理解这个世界。齐白石有衰年变法,我也算是从学术回归到艺术。可能今后的十年,我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山川典草木纪》这种形式的创作上,希望在摄影的纯艺术语言和思维上,能够再进一步。


结语

 

一个摄影师可能只需要拍出符合大众审美的照片,而一个摄影家则需要具备独特的学养经历、独到的艺术语言以及独立的人格精神。“一半在书房,一半在路上。”这句话可以说是梅生先生真实的生活工作写照,对他来说“书房是思想的卧床,路上是摄影的天堂”。疫情之前他每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外采风,2014 年甚至长达十个月。近两年因为疫情反复,出行受限,却给他留下更多的思考时间。


今年七月整整一个月,他跑遍了广西、贵州、湖南、新疆、山西等地,只为了补拍几处世界遗产地,为即将出版的《世界遗产影像学》做最后的准备。他希望这部全面反应现阶段学术成果的著作能够在年底展览期间面世。而这个计划中的展览也是梅生先生与中贸圣佳、圣佳艺术空间的首次合作,按照他的初步构想将分为大皇城、人世间以及新山水三个版块,从学术到艺术,系统呈现摄影家的创作和探索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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